翻译是文化的翻译

　　为期4天的“中国翻译成就展”4日上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界的首次大型展览，也是国际翻译界的首次专业展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剪彩仪式，并接受了中国网的专访。 

中国网：请您谈谈翻译在对外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赵启正：大家知道，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发展翻译事业就是翻译本国实力。翻译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必要的，但我要说，对中国尤其重要。 

近100多年来，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很多外语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词汇被我们以外来语的形式收入到中文里面，比如，至今使用的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词汇都是外来语，有的是由英语变日语，再由日语变汉语的。与之相比较，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的词汇输入到外语中的就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在近代中国文化方面对外国的影响是较弱的。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要翻译100—200种中国的书，而甲午海战之后立刻降到了每年2、3种。那时，日本人认为学习中国的时代过去了，没有必要再向中国学习了！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对外版权贸易：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原因是我们向外国传递中国文化的力量确实还比较弱，也包括我们的外语力量欠缺。在介绍中国方面，很多外国有需求的书需要我们译成外文，或至少要将摘要译成外文才能走向市场。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我们的中翻外的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还有一个例子。去年我访问西班牙，送给对方一个宣传折页，里面有中国的西班牙语的广播和网址的介绍。西班牙人看后非常感慨，他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国，对我们小国这么重视；我们就没有力量来做中文的电台和网络。不过，他又说，西班牙语在世界上有12个国家使用，因此，我们的书和报纸不用翻译；相比之下，世界上使用中文的只有1到2个国家。大家必须认识到，由于我们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由于外国人中认识中文的人较少，因此，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就更加需要翻译，尤其需要高级翻译。 

中国网：在对外传播方面，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否真正可能？ 

赵启正：在对外传播方面，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可能的。很好的例子是：在古代，佛教从印度输入到中国，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俄国的叶卡捷林娜二世成功地把德国文化引入了俄国文化；日本人成功地引进汉字，为其所用。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可能的。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沟通而使某种文化衰弱或消失，在美洲和印地安人的文化沟通最终使印地安文化几乎消失殆尽。单向沟通是危险的。 

对于文化的冲突和文化的融合，我本人是积极的和乐观的。我认为，在文化交流中应当注意文化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在对外传播中，沟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沟通有学术的、艺术的、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但这不应当导致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我们要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我们要注意避免同化，特别是要避免西化。 

中国网：翻译（主要指中翻外）在“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方面还应该做哪些主要的改进与探索？ 

赵启正：这两条首先是对我们选择翻译主题的重要着眼点。选错了主题，没有读者，翻译就是一种浪费。 

我认为，应当是先有合适的选题然后才有翻译。现在，我们的翻译选题往往过深，因此读者就少。我个人的经验是，多数外国人想要了解和关心的首先是“中国现在怎样”。例如，我们想了解美国，首先要大致知道现代美国是怎么回事，然后才会去了解历史，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什么的。其实，到一个国家的外国人当中，旅游者是最多的，其中有投资商、企业家、商人、记者等，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需求，选题便要有不同的针对性。此外，要注意你的对象是一个外国的普通人，他不是专家，因此，你不要把一个说明书写成一个专论；你应假设你的读者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这不是贬低你的读者。他们既使是专家，除他的本行外，其它专业知识大体是中学毕业水平。 

谈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我们应该认识到，外国的受众也不是同一种思维习惯，例如，同是说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两国虽然离得很近,但仍有区别；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也各有不同。再例如，新加坡人也说英文，但他们的思维却是近中国式的。因此，不能奢望“英语打天下”或者“一本英文书适用全世界说英语的人”。 

因此，要想“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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