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将北京市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翻译成Beijing Import & Export Commodities Quarantine Bureau，而我翻译成Beijing Quarantine。刚才我收到网友Winnie Han的邮件，她认为我的译文太简单，还是前者比较准确。当然，从译文准确性的角度看，确实前者比较好，对此我没有疑义，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对中国机构英文名称的影响，许多朋友可能从未想到过，所以我想写一个帖子，简单谈谈这个问题。 

　　所谓“官本位文化”，简单地讲，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切以“官”为本，而不是一切以“民”为本。社会上的一些庸俗现象，比如听说张三是科长，我就不爱搭理，听说李四是处长，我就套近乎，听说王五是局长，我就拼命巴结，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官本位文化”的表现。“官本位文化”反映在中国机构的英文名称上，就是所有机构都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级别(局级、处级、科级等)，在英文中准确表达出来，以便让外国人知道自己的权力大小。 

　　但是另一方面，英语与汉语的差异很大。比如department这个单词，可以表示各种机构，但级别却很含糊，可以是“局”，也可以是“处”，甚至还可以是“科”，因此department chief这个称呼就比较麻烦，局长、处长、科长都能用它来表示，外国人看到它，很难区分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为此，中国的英语学者专门为局、处、科等级别，指定了专门的词汇，比如：局必须用bureau、处必须用division、科必须用section，等等。 

　　但是这些中国学者忘记了最最关键的一点：这些机构的英文名称，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外国人看的，而外国人根本没有“官本位文化”，在外国人的潜意识中，bureau、division、section这些单词，只是用来表示一个机构的，并不是用来表示这个机构的级别的。比如在国外，许多称做某某bureau(局)的机构，实际上只有一、两个人，与我们国家的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bureau(局)，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一向主张，在翻译中国机构的英文名称时，尽可能采用西方模式，而不采用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看到机构的名称，可以马上了解机构的职能，而忽略机构的级别，因此外国人看到Beijing Quarantine，可以马上了解这个机构是搞检疫的，至于这个机构是局级、是处级、还是科级，外国人根本不关心。目前在中国，有些机构的英文名称已经采用了西方模式，但从总体上，数量还是很少。 

引用者的观点: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是中国特有而西方没有的,而且这种差异还会存续很长一段时间,在翻译时,我们就应该完全迎合西方人的习惯,抛弃源语文化特征吗?引用者并不太赞同这个观点.

翻译者的责任并不光光是让受众理解源语的含义,在理解的基础上还有传达文化内涵的任务.我们给"局"、处和科规定不同的英文用词,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外国朋友全面深刻地理解中文——-包括这些中文深处的文化内涵.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外国朋友通过翻译者的工作得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文,而不是他们心目中臆想的幻象.

以上争论在翻译学上有个说法叫作:异化和归化,相关理论参见:

翻译的异化和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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