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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在宏观研究上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它们是今天研究翻译理论的宝库。然而大部分搞翻译研究的人都不太重视翻译史的研究,而更愿意引进外国的东西。著名学者钱临照提出“翻译是有传统的”“, 不要总是引证外国的翻译理论,要探索和发展中国的翻译科学”。

翻译研究要讲方法。研究译史,是古为今用。研究外国翻译理论必须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严复对翻译的贡献是伟大的,他建立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现在译界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在翻译上,特别是科学翻译实践和研究,应该继承严复的翻译规范和翻译思想。

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语言学,但须强调是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特别是汉英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在此基础上,运用思维逻辑学,研究微观语言现象及其两种语言的转换,建立翻译的语法。

21 世纪呼唤翻译理论,呼唤翻译科学,这是时代的呼声、科学研究的需要,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译实践的需要,翻译教学的需要,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翻译研究的需要。需要产生方法,产生思想,产生理论。

现在不少人大力倡导西方语言学译论:Catford 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译论、Nida 的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的译论、Snell- Hornby 运用格语法的译论等等。“几乎所有的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背后都有语言学的一个或多个理论系统的支撑。”

应该说,现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重要作用。我们的立场是:国外在语言学上的一切优秀研究成果、方法和手段,对于我们的翻译研究有益的,应该大胆吸收过来,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我们不能过分依靠外国的译论,因为汉语和英语毕竟是世界上各具特色的不同语系中的主要语种,它们之间的差别极大,我们不可能样样照搬西译理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研究和引进外国的译论没少做工作,甚至比世界上哪个国家都起劲。中国的译论又有多少在外国的杂志上刊登过呢?中国自己的语言学又有多少搞译学研究的人去研究了? 笔者认为,要使我国的翻译研究有所突破,在引进外国语言学的同时,要花大力气研究中国的语言学。翻译研究人员应把中西语言学结合起来,才能对翻译理论研究更有价值。

国外翻译研究派有正确的研究方向:把翻译研究分为“描述”、“理论”和“应用”三个分支。这种宏观上的研究,每一门学科都包含这三个部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是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今天的中国需要翻译的东西太多,需要翻译人才的太多,纯理论翻译研究于我们并不显得迫切。那是西方译论家感兴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做研究的目的并不怎么在于指导实践,“图尔里曾公开声明,他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世界”(《外国语》,3 ,1998) 。他们几乎从来就不愿意去翻译别的语系的民族语言,又怎么用于实践呢?

中华民族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翻译文化遗产,在宏观研究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它们是今天研究翻译理论的宝库。“翻译是有传统的“, 不要总是引证外国的翻译理论,要探索和发展中国的翻译科学”。我们要发展译学,必须加强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这样才能将译学理论牢牢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翻译文化,结合我国国情和科学技术的现状,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

翻译研究要讲方法。研究译史,是古为今用。研究外国翻译理论必须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西方的翻译理论再好也是西方的,我们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去搞什么纯理论研究。严复对翻译的贡献是伟大的,他建立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译界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试问,在西方哪个国家的翻译史上,哪个翻译家有这么大的影响? 严复有这么大的影响,有下述原因:

第一,严复翻译的是社会科学论著,共九种,是格物致知的书,译文须“信和达”。因此笔者认为“, 信和达”两条是科学的。“雅”用在文学翻译上是再好不过的了。文学翻译,如果文字不雅,怎能“感人”?第二,严复在翻译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增减改案”的新译法。这种新译法对翻译要求更高,非精读、精通原文不可。严复在引进先进“学理”时,总是阅读大量的书籍,掌握其精神实质后,选择最适合中国人需要的译法。严复的第三大贡献是他很重视翻译上的微观研究,这也是国外翻译理论家所不及的。囿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翻译事业的状况,他无力提出具体的系统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