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的属性、产权和教育产业化“我国的民办高校与国际上的私立大学虽‘貌合’却‘神离’。”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这样认为。他说，我国的民办高校，既与国外私立大学在“社会公益”和“产业运行机制”等方面有共性，又特定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理念，将教育归依于政治范畴。从而界定“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略有结余”；鉴于社会力量办学享受了国家的免税优惠政策，“ 
其产权在停办时归当地批准办学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运行时归机构本身所有，但任何办学者个人和集体不得私分、侵占和挪用教育机构资产”；“鼓励国内外社会各界和办学者投资，但不得增值和分红”；“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不允许私人办学”等等。丁祖诒说，产权问题无疑是民办高校诸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产权归属国家，投资者不得增值分红”，既因国家未作任何投入而使民办教育界的个人投资者颇有微词，又引发了外商和国内企业界对投资办学畏缩不前甚至忐忑不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概念给社会办学带来的宽松环境尚余温未尽，却又被当今的时髦用语“教育产业化 
”冲击得烟消云散；“民办”＋“教育产业化”＋“个体户”＝典型的私营企业的主观臆断，激化了对民办教育的摊派和税收风云。传统的提法将教育作为“事业”对待，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然而，非义务教育学段民办高校的收费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制和市场运行机制无疑又使其事业性冠之以产业的特征。加之近年来，国外将教育作为产业来运行，纷纷寻求教育的国际市场，将生源瞄准中国的大潮愈演愈烈，大有伸向我国义务教育学段生源的趋向，致使我国民间的大量外汇流失。国内在教育体制改革的研讨过程中，“教育产业化”已成为热门话题。我国的民办高校既有其政治范畴的事业属性，又有其运行机制的产业属性。我国的民办高校同样应界定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的新型全民性教育事业。这一界定不仅适用于民办高校，更应作为我国公办大学体制改革的导向和航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易于引起剥离教育的政治内涵，宣扬“教育无国界”的倾向。 

　　“穷国办大教育”权宜的独木桥时下，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得以启动和发展，仅以“穷国办大教育”为由，既不全面又易产生歧义，似乎中国一旦富了就不必办民办教育了。对此，丁祖诒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面对着12亿人口，即使中国一旦摆脱了初级阶段由穷国走向富国之列，仍不可能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当今号称富国的私立大学依然与国办高等教育平分天下的世界态势，就是明显的佐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12亿人口基数的大教育，已经将民办教育推上历史的前台，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国策应坚定不移地定位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并继续发展民办高等教育，而不是将发展民办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限制民办教育的发展，更不是将中国的民办高校按照德国模式一概纳入高等职业教育的独木桥。 

　　现阶段，继续发展民办高校培养高等人才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是我国迈入独生子女高峰期数以亿计家长的热切呼唤。丁祖诒回忆道，1998年和1999年8月初的3天内，全国涌向西安翻译学院报考的学生和家长多达3万人，场面是那样的震撼人心。家长期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即便是民办高校)，其中不乏宁愿勒紧自己裤带的一批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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